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付出代价、经历磨难，才能实现更高层面的价值追求，达到更高层面的境界。
如有论者所言，应当弱化对各类媒体的语言管制，尊重语言多元目标之下的言论自由、艺术自由，给语言的个性化存在以及艺术创作以合理的空间，使得语言趋同性与语言多元性统一在建设普通话和方言各得其所的双语环境之下。[16]在我国，许多民间故事、各种地方剧（如秦腔、越剧、黄梅戏等）、地方音乐（如山歌、粤语歌曲）、地方曲艺（如上海独角戏）都是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8]《博物馆条例》第3条规定：博物馆开展社会服务应当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最后，《非遗法》规定了非遗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的权利和义务，并规定了政府应采取措施予以保障，而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传播，是需要以语言的教育习得为前提的。前者如禁播方言译制片、校内讲方言被罚、主持人方言限令等。[14]田鹏：《集体认同视角下的欧盟语言政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现行宪法中，除了第19条第5款规定的推广普通话条款，还分别在第4条第4款、第121条、第134条特别规定了民族语言自由以及各民族语言在诉讼、公务领域作为地域性通用语言而加以使用的内容，其实质在于反对语言歧视与语言同化。
[6]游汝杰：《方言和普通话的社会功能与和谐发展》，载《修辞学习》2006年第6期。《非遗法》第12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由文化主管部门负责进行，并负责相关的保护、保存工作。公众的参与能提高政府的实效，提高政府决定的质量。
【期刊名称】《行政法学研究》【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1 进入专题： 透明与行政公开令 奥巴马 。现在，奥巴马一号总统令以及相应的《行政公开令》都无法直接在白宫官网上搜索到了，而作为实施《行政公开令》的门户网页也在白宫官网上彻底消失了，可以说，新任总统特朗普已经把《透明与行政公开令》给废止了。而且，目前大家普遍对特朗普信息不公开感到的担忧，反而更使人们认识到《透明与行政公开令》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他的前任小布什总统喜欢秘密行政和幕后操控，在行政公开方面名声很差。
[20]再则，在行政公开方面，如何平衡公开和保密之间的关系，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立场是有差异的，历来民主党总统都比较强调公开，如克林顿总统和奥巴马总统，而共和党总统则比较强调保密，如小布什总统和目前的特朗普总统。三、《透明与行政公开令》的命运及评价 《透明与行政公开令》以及由此产生的《行政公开令》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存在了8年。
政府要采取合法而适当的措施及时公开信息，使公众能方便地获取和使用。但与此相比，防止恣意行政、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共享信息知识、政府和人民的融洽相处，这些是更重要的东西，是更值得我们去呵护和去追求的东西。三位美国著名的行政法教授的评价是高度一致的，他们都非常肯定《透明与行政公开令》以及相应的《行政公开令》。[13]对这个问题，笔者分别请教了三位美国著名的行政法教授，他们分别是美国比较法学会荣誉会长、美国著名行政法教授、美国爱荷华大学法学院的John C. Reitz教授。
其次，从内容上看，总统的《透明与行政公开令》的核心是在阐述行政公开的透明、参与和合作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责令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制定具体的《行政公开令》，以责成各个行政机关采取具体措施来实现这些价值。由此给大家造成的担忧以及不可预测性也是很明显的，而且这也使国家行政的一致性和延续性遭到了很大的破坏虽然巡回法院巧妙地避免了回答拒绝规制是否适用推定不可审查原则，但其论证方式却深受钱尼案影响。我国学界对于审查强度和标准的研究较为成熟，而针对可审查性的研究尚待加强。
【摘要】 在我国，对于行政裁量司法审查的研究主要关注审查强度与审查标准，而忽视了裁量的可审查性这一前置问题。随着1946年APA的颁布，贯穿了一个世纪的推定不可审查原则走向终结，代之以推定可审查原则。
[33]属于APA第701（a）（2）条中所规定的情形，推定为不受司法审查。分析行政裁量可审查性的变迁历史及其背后的机理，可发现裁量是否可受司法审查，从来非一家之言：第一，无论是前期一统的推定不可审查原则抑或后期的推定不可审查原则，均为推定原则，可以根据个案情况推翻。
在随后的莱姆穆恩辛诉合众国案（Lem Moon Sing v. United States）以及凯姆诉合众国案（Keim v. United states）等案件中，联邦法院均坚持此原则。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认为，APA有助于将钱尼案的不执行决定与拒绝启动立法程序相区别：钱尼案审理法院认为：当行政机关采取执行行为时，该行为本身提供了司法审查的焦点，APA关于行政机关拒绝启动立法程序的条款也提供了类似的审查焦点。19世纪前半叶，新政使人们对专业技能的尊重达到顶峰，专家涌入华盛顿行政机构，此时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完全尊让于专业技能。因而，笔者将行政裁量司法审查的发展趋势概括为倒U型，该趋势不仅仅是可审查性原则的变迁史，实则背后也折射出行政和司法、司法积极与自我谦抑之间的发展态势。尔后，新政的结束、对公共利益的质疑催生了新的行政民主合法性理论（即利益代表模式），对程序保障的需求带动了司法审查的苏醒，[49]这时推定可审查原则增强，并伴随着APA的颁布获得巩固和强化。[4]石佑启：《论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50]从中可窥见，美国裁量可审查性原则的变迁深受美国社会变革的影响。虽然大多法院认为拒绝制规的行为在结果意义上具有可审查性，但是法院的论证思路深受钱尼案影响，如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所作的社区营养机构诉杨案（Community Nutrition Institute v. Young）[39]判决，就认为该案适用的立法中使用了应该这样的强制性语言（mandatory language），这表达了国会的指令，因而该案具有可审查性。
钱尼案中，死刑犯请求食品及药品管理局制止在执行注射死刑时使用特定药物。而最高法院指出：在《劳资申报与披露法》缺少明确禁止的情况下，劳动部长承担着沉重的举证责任以推翻强推定（strong presumption）—证明国会并不试图对其决定进行司法审查。
钱尼案的多数意见将本已被摒弃的推定不可审查原则又带回司法视野中，其回归之势并不局限于该案所涉的拒绝采取执行行为范畴。国会立法非指单一的诉讼法，而是各个行政裁量的授权法，这又折射出司法与立法间的互动。
[27] 三、推定可审查原则的强化与撕裂 （一）推定可审查原则的强化 在邓禄普诉贝克斯基案（Dunlop v. Bachowski）中，[28]劳动部长认为不提起民事诉讼的决定属于法律赋予行政机关自由裁量行为，不应受审查。因此，实用主义考虑的方法是对多种利益进行评估，通过判断是否存在令人信服的（compelling）理由，决定启动或不启动司法审查。司法审查对行政机关有效履职的影响。[31]争议焦点在于：管理局的不执法决定是否具有可审查性？上诉法院支持审查，但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奥弗顿公园案的先例在此并不适用，因为该案只涉及行政机关积极的批准行为，并不涉及其消极地拒绝执法。
（二）钱尼案—推定可审查原则的撕裂 若奥弗顿公园案是推定可审查原则确立的里程碑，那么钱尼案恐怕就是此原则式微的标志。公诉裁量权（prosecutorial discretion）传统上不可审查，与其近似的民事起诉裁量权为什么要受审查？联邦法院未解决此疑问，迳自提出强推定观点，近乎粗暴地扩张权力，[30]经过此案，推定可审查原则迎来了短暂的全盛时期。
[48]第三，若将实用主义考虑归入司法审查强度之中，司法的尊让程度可依行政资源、权利的重要性等因素在个案中调整。有学者通过解析钱尼案之前的联邦法院的若干判决，如佛蒙特扬基核电公司诉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案（Vermont Yankee Nuclear Power Corporation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435 U.S. （1978）等判决，认为法院的决定反映了对司法监督角色适当性的怀疑。
第二，关于可审查性问题，国会是更具民主合法性的主体去权衡这些实际因素及分配救济资源。See Pierce, Richard J. , Administrative Law Treatise（4th Ed.）, vol. Ⅲ , （Aspen Law Business,2002）, pp.1266-67。
同时，根据有学者提出，无法可依标准自身难以操作。（三）推定可审查原则的确立 1946年APA放弃已持续一个世纪的推定不可审查原则，建立推定可审查原则，这并不突然。而在司法审查最为活跃的美国，该问题一直处于争鸣之中，与我国形成鲜明反差。[43]钱尼案之前，法院在考虑案件可否审查时，会权衡具体案件中所涉的多种利益，进而出于实用主义考虑作出决定。
第二，保护私人权利的规范和保护公共权利的立法有所不同。同样，即使其他类型的行政不作为不适用推定不可审查原则，法院也不可避免地需论证该案有别于钱尼案。
对此，美国的经验教训可供借鉴。[36]至此，联邦法院将奥弗顿公园案、邓洛普案和钱尼案在可审查性框架中重新建构起来—通过解析钱尼案，将奥弗顿公园案中确立的推定可审查原则的适用范围缩小。
[17]伯纳德•施瓦茨教授指出：该案表明当立法沉默不言时，立法机关的意图是，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监督问题不作法律规定，而由法院用它自己的方式对受害人予以救济。
